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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用来激励士气的
图中所示这件器物是室内大型乐团中的鼓座，由很多件木雕的构件套合而成。整个造型是两只站立在老虎背上，共同背着一面大鼓，昂首高鸣的长颈大鸟。底座为两只背向伏卧，抬头平视的老虎，两虎分别雕琢而成并以榫卯固定，维持整体的稳定。两只鸟的颈、身、脚也是分开雕刻再套合的，鸟腿分别插入虎背的榫眼中，尾部也以榫卯相连。从羽冠的形象看，这两只鸟应该是凤鸟。扁圆的鼓用丝线穿过三个均匀布置的铜环，连接于两鸟之间。木胎涂上黑色的漆，其上还画有红、黄的彩绘纹样。这个鼓架作为展示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，但是现在看起来却黯淡无光，一点也不吸引人的样子。这是由于出土后的气候与地下原来潮湿的环境落差太大，在没有来得及保护之前，大部分的漆都已经脱落而变成现在的模样，它原来应该是非常鲜艳美丽的，如图所示的复原件。 前进的信号击鸣鼓
彩绘漆木虎座鸟架悬鼓，通高86厘米，鼓径38.4厘米，湖北省江陵县博物馆藏。战国，公元前403～公元前221年
鹿角及漆绘木镇墓兽，高96厘米。东周，楚国，约公元前500～公元前300年
漆绘木雕梅花鹿，高77厘米，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。战国早期，公元前5～公元前4世纪
彩绘龙云纹单头镇墓兽，高（未计鹿角）17.5厘米，湖北江陵雨台山6号墓出土。战国，公元前403～公元前221年
音乐可以激励情感，是人们劳动之余用来帮助恢复体力、舒展心情、交欢结好的活动，因此为文明社会所重视，它最先可能是出于工作或敬神的需求而发展出来的。 钟鼓都是利用敲打中空的器物发声的，而鼓需要蒙以皮革，制作的难度较高，应是比较晚发展的乐器。皮革很难在地下保存，只能从框架或痕迹辨认。目前出土的鼓中能确知制作时代的，最早大约为4000年前的甘肃半山和马厂文化的陶鼓。商代还发现过铜铸的鼓，其形制与甲骨文“鼓”的象形字相同。除有架子可竖立于地上外，鼓架上尚有分叉的装饰物。甲骨文“鼓”字为手持鼓槌敲鼓状，表现了鼓槌的一端较膨大的样子。鼓的声响，得自鼓体的共振效果，短促低沉而有力，甲骨文“彭”字为鼓旁有三短划 ，充分表现其节奏分明的特征。 鼓乐使用的场面可大可小。大者在千军万马中，其有力的节奏振奋人心，促使脚步跟着加快，是鼓舞士兵勇敢前进的好方法，所以大军行动都有钟鼓随行。钟声远传，是撤退的信号；鼓声激发士气，是前进的信号。 古代的音乐基本上是为了祭祀或节庆等大众集会而使用。鼓因为有节拍分明的特点，如果演奏的规模大，鼓就以声响大又能定节拍的双重功能而被使用；如果规模小，也能因为可以提示节拍，而在合奏中有不可或缺的地位。商代时钟与磬都还未能演奏多音程，因此以鼓与管乐器为最重要的乐器。到了西周中期，能演奏多音程的编钟与磬就成为正式奏乐的主调，管乐则因发音不洪亮，退居次位，鼓的功能则依然不变。如《诗经•彤弓》有云：“钟鼓既设，一朝飨之。”《荀子•富国》有云：“故必将撞大钟，击鸣鼓，吹笙竽，弹琴瑟，以塞其耳。”到了东周时期，随着阶级界线的模糊，作为阶级表征的礼乐重器也因之愈来愈不受重视。再之后，音乐更偏重于私人叙情交欢，演奏场所不再限于庙堂，而有笨重架子的乐器难于移动，因此改以音程完备、携带容易的弦乐和管乐作为庆典演奏的主调，钟、磬于此时大为衰落，但鼓还是被保留着，只是制作为方便携带的小型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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