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创 刘淑丽 光明文学遗产

关于《清平乐》之“乐”字的读音，拜读沈文凡、王兆鹏教授大作，沈教授主张读“lè”，王教授认为读“yuè”，笔者同意王教授的观点，应该读“yuè”。但是，二位教授的讨论中还有一些地方，涉及词体最初的音乐性与词的发展中的一些问题，不揣冒昧，试补充如下。


关于词调名与词章内容之关系

词产生之初是音乐性的文学，这一点大家都知道。晚唐五代许多词牌来源于唐教坊曲，是先有曲后有词，有的当初可能配有歌词，有的可能只是乐曲。因为曲谱失传，我们只能从文学角度规范其可能的形制，从而产生了词谱。而“词牌”“词调”之说，也是延续文学这一脉络而非音乐脉络来定义的。即使是因本事而创制的词牌，从音声的角度来说，亦是因本事而创制的曲，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词调。因此，曲为先，曲为主，填写的词为辅，所填写的词的体制比如字数、句数、句式、平仄、押韵以及韵脚所在的位置，都是依照曲调而定，也就是说曲子怎么唱、具有什么样的调子与旋律，填词的乐工、诗客、文人就怎么填。
元稹在他的《乐府古题序》里也说道：“由操而下八名（指操、引、谣、讴、歌、曲、词、调），皆起于郊祭、军宾、吉凶、苦乐之际。在音声者，因声以度词，审调以节唱，句度短长之数，声韵平上之差，莫不由之准度……总得谓之歌、曲、词、调，斯皆由乐以定词，非选调以配乐也。”他虽然说的是乐府，但“因声以度词，审调以节唱”“由乐以定词，非选调以配乐”也可视为唐时创作词所遵循的法则。即是词就曲，而并不是曲就词。

△《清平乐》剧照
即使是依本事而创作的词牌，亦是曲在先，曲子创作之初只是依照本事的故事性而创作，取名也是根据故事来取，并不是已有词而“曲调所表达的情感也与词意相得益彰”，这样容易被误解为是依照“词”而后创制了曲。虽然在晚唐五代甚至北宋时期，一些最初创作的词与词牌义是一致的，但也是创作者词咏本调、因词牌义而敷衍成词，先后顺序不应该颠倒。所以，即使是《还京乐》《夜半乐》，它们也首先是乐曲，其中之“乐”也只能是表达乐曲体制的乐，而非快乐之乐，与词的内容中是否表达欢乐心情没有十分直接的关系，作者可以依照词调（曲名）敷衍与之相关联的内容，也可以借此曲调表达不同的内容，不能因此断定这些词牌中的“乐”字就“当为表达情绪喜乐而读‘lè’”。
而且就像《碧鸡漫志》卷五所载，“乃是令白于《清平调》中制词”，另从唐玄宗云“焉用旧词为”亦可知，此前的《清平调》本身即有歌词，只不过唐玄宗不喜旧歌词了，才让李白依照《清平调》乐曲来进歌词，即是就着《清平调》的乐曲来制词，而不是因为李白“描绘出一片和乐盛世的景致”。




关于清平之义

《清平乐》之“清平”义到底为何，也还有未说尽处。主要还是应该从《清平乐》词牌本身去探究，而不是从李白的《清平调》上去找证据，因为《清平乐》不是《清平调》，李白虽作《清平调》三首，但他同时有应制《清平乐》四首。任中敏先生在《教坊记笺订》中已经阐述过《清平乐》之“清平”义，他通过《鉴诫录》载五代时陈裕诗“阿家解舞《清平乐》”和宋僧仲殊词“解舞《清平乐》”，说明《清平乐》乃舞曲，而《清平调》则未云有舞，以示二者区别。他又据温庭筠《清平乐》“新岁清平思同辇”，认为“清平”之义是《两都赋》中所谓的“海内清平，朝廷无事”之意。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最接近《清平乐》之“清平”含义的解释。
任中敏先生还据《敦煌杂录》下《愿文》中“社稷有应瑞之祥，国境有清平之乐”，认为调名中之“清平”并不仅指清调、平调，他根据《唐书》说南诏有清平宫，司朝廷礼乐，犹如唐之宰相，又证以杨宪益先生《零墨新笺》的观点，认为《清平乐》属于南诏乐，因官得名。以上说法在讨论《清平乐》之“清平”含义时，似亦应考虑在内。

△《清平乐》剧照
关于《清平乐》与《清平乐令》
王教授说“不能用《清平乐令》来反证‘清平调’三字指词调本事”是对的，但说“《清平乐令》不是《清平乐》的别名，而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词调”，似有可商榷处。
一般来说，词从晚唐五代发展到宋代，体制格式变化很大。有同一调名内有小令亦有长调者，如《女冠子》，小令始于温庭筠，双调41字，上片五句两仄韵两平韵，下片四句两平韵；长调始于柳永，双调111字，上片十句六仄韵，下片十一句四仄韵，但都名《女冠子》。有的体式差别甚至更大，如《喜迁莺》，小令有韦庄、薛昭蕴、毛文锡、冯延巳体式，双调47字；长调有赵长卿、姜夔、史达祖、蔡伸、吴文英、蒋捷等体式。单就长调而言，赵长卿、史达祖、蔡伸、吴文英、蒋捷都是双调130字，句式、押韵有差异，姜夔体双调有150字，上片十一句六仄韵，下片十二句七仄韵，与同一词牌下其他长调字数差异很大。这样的例子还有，不赘举。
有调名虽同实际另撰新腔者，如《烛影摇红》，小令有王诜体，双调50字，上片五句两仄韵，下片五句三仄韵，调名即源于本词首句；另一体为毛滂体，双调48字，上片四句两仄韵，下片五句三仄韵。周邦彦增益为96字，上、下片各九句五仄韵，上片用毛滂词体，下片用王诜词体，只是下片二、三句较王词九字删去二字，实是二者体式的合成。
有调名不同体式相同者，如《山花子》，《乐府雅词》又名《摊破浣溪沙》，《高丽史·乐志》又名《感恩多令》，为双调48字，上片四句三平韵，下片四句两平韵。有词调名与后加“令”字的词调属同一调者，如《庆金枝》，《高丽史·乐志》名《庆金枝令》，为双调48字，上下片各四句三平韵；如《小重山》，双调58字，上下片各四句四平韵，姜夔名为《小重山令》，实际是同一体式。
而王先生所举的双调46字、上片句式为四五七六四仄韵，下片句式为六六六六三平韵的两首《清平乐》，只是这一词牌三种体式中的一种。另外还有两种体式，都是46字，一种体式为上片四句四仄韵、下片四句三仄韵，上下片都用仄韵；另一种体式是上片四句四仄韵、下片四句三平韵，但上片最后一个六字句破为两个三字句，是为折腰。据《花庵词选》，《清平乐》又名《清平乐令》，属于上述调名后加“令”而实际属同一词调者。而王教授所举的双调46字、上下片句式都为六六五六、各押三仄韵的《清平乐令》，据《钦定词谱》系于《江亭怨》调下，从句式、押韵上与《清平乐》不是完全没有关系，只不过这一体式的《清平乐令》只此一个格式，正如《钦定词谱》所言，“此首无他词可校”。这一体式的《清平乐令》可以说与《清平乐》其他三种体式差别较大，不视之为与《清平乐》有关系也是可以的，而视之为与《清平乐》有关又未尝不可。同一词牌下格式多样并差异不同者，这种现象在晚唐五代已经不少。比如《酒泉子》，在《花间集》中就有十八种体式，算上冯延巳三式、司空图一式，总共有二十二式，字数从40字到45字不等，句式、句数和押韵、句中平仄不尽相同。至于《河传》，有二十七种体式，字数从51字到61字不等，句式、句数、押韵、韵脚位置、每句中之平仄，其中的变化就更多了。虽然变化较大，但它们仍属同一词调。
以上所举三种体式的《清平乐》，本身又名《清平乐令》，而王教授举的例词是与《江亭怨》体式相同而与《清平乐》体式相差较大且无更多词例可以参考的《清平乐令》（帘卷曲阑独倚），所以沈教授说“‘清平乐’词牌又名‘清平乐令’”，这一点是没错的，二人所指的应该不是同一体式的《清平乐令》。单就《清平乐令》而言，“令”字也是自北宋词体繁荣发展后用以与慢、引、近等词调体制相区别而命名的，有的词牌后缀以“令”字和原词牌本身即指同一词牌，但这与“清平乐”中“乐”读“lè”没有任何关系。
以上所举二位教授大约都明了，只是撰文时没有涉及，特补充之。
作者简介

刘淑丽，女，山西怀仁人。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获文学博士学位。曾为中华书局编审，《文史知识》杂志社执行主编、编辑部主任，兼《月读》杂志编辑部主任。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，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隋唐五代文学、宋代文学和女性文学。发表论文三十余篇，主要著作有《先秦汉魏晋妇女观与文学中的女性》《花间词》《纳兰性德词评注》《仁义的修为——体味〈孟子〉》等。


图片：网络（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）
统筹：刘剑
制作：张嘉宝 冯轶群
协办：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

原创 刘淑丽 光明文学遗产

关于《清平乐》之“乐”字的读音，拜读沈文凡、王兆鹏教授大作，沈教授主张读“lè”，王教授认为读“yuè”，笔者同意王教授的观点，应该读“yuè”。但是，二位教授的讨论中还有一些地方，涉及词体最初的音乐性与词的发展中的一些问题，不揣冒昧，试补充如下。


关于词调名与词章内容之关系

词产生之初是音乐性的文学，这一点大家都知道。晚唐五代许多词牌来源于唐教坊曲，是先有曲后有词，有的当初可能配有歌词，有的可能只是乐曲。因为曲谱失传，我们只能从文学角度规范其可能的形制，从而产生了词谱。而“词牌”“词调”之说，也是延续文学这一脉络而非音乐脉络来定义的。即使是因本事而创制的词牌，从音声的角度来说，亦是因本事而创制的曲，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词调。因此，曲为先，曲为主，填写的词为辅，所填写的词的体制比如字数、句数、句式、平仄、押韵以及韵脚所在的位置，都是依照曲调而定，也就是说曲子怎么唱、具有什么样的调子与旋律，填词的乐工、诗客、文人就怎么填。
元稹在他的《乐府古题序》里也说道：“由操而下八名（指操、引、谣、讴、歌、曲、词、调），皆起于郊祭、军宾、吉凶、苦乐之际。在音声者，因声以度词，审调以节唱，句度短长之数，声韵平上之差，莫不由之准度……总得谓之歌、曲、词、调，斯皆由乐以定词，非选调以配乐也。”他虽然说的是乐府，但“因声以度词，审调以节唱”“由乐以定词，非选调以配乐”也可视为唐时创作词所遵循的法则。即是词就曲，而并不是曲就词。

△《清平乐》剧照
即使是依本事而创作的词牌，亦是曲在先，曲子创作之初只是依照本事的故事性而创作，取名也是根据故事来取，并不是已有词而“曲调所表达的情感也与词意相得益彰”，这样容易被误解为是依照“词”而后创制了曲。虽然在晚唐五代甚至北宋时期，一些最初创作的词与词牌义是一致的，但也是创作者词咏本调、因词牌义而敷衍成词，先后顺序不应该颠倒。所以，即使是《还京乐》《夜半乐》，它们也首先是乐曲，其中之“乐”也只能是表达乐曲体制的乐，而非快乐之乐，与词的内容中是否表达欢乐心情没有十分直接的关系，作者可以依照词调（曲名）敷衍与之相关联的内容，也可以借此曲调表达不同的内容，不能因此断定这些词牌中的“乐”字就“当为表达情绪喜乐而读‘lè’”。
而且就像《碧鸡漫志》卷五所载，“乃是令白于《清平调》中制词”，另从唐玄宗云“焉用旧词为”亦可知，此前的《清平调》本身即有歌词，只不过唐玄宗不喜旧歌词了，才让李白依照《清平调》乐曲来进歌词，即是就着《清平调》的乐曲来制词，而不是因为李白“描绘出一片和乐盛世的景致”。




关于清平之义

《清平乐》之“清平”义到底为何，也还有未说尽处。主要还是应该从《清平乐》词牌本身去探究，而不是从李白的《清平调》上去找证据，因为《清平乐》不是《清平调》，李白虽作《清平调》三首，但他同时有应制《清平乐》四首。任中敏先生在《教坊记笺订》中已经阐述过《清平乐》之“清平”义，他通过《鉴诫录》载五代时陈裕诗“阿家解舞《清平乐》”和宋僧仲殊词“解舞《清平乐》”，说明《清平乐》乃舞曲，而《清平调》则未云有舞，以示二者区别。他又据温庭筠《清平乐》“新岁清平思同辇”，认为“清平”之义是《两都赋》中所谓的“海内清平，朝廷无事”之意。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最接近《清平乐》之“清平”含义的解释。
任中敏先生还据《敦煌杂录》下《愿文》中“社稷有应瑞之祥，国境有清平之乐”，认为调名中之“清平”并不仅指清调、平调，他根据《唐书》说南诏有清平宫，司朝廷礼乐，犹如唐之宰相，又证以杨宪益先生《零墨新笺》的观点，认为《清平乐》属于南诏乐，因官得名。以上说法在讨论《清平乐》之“清平”含义时，似亦应考虑在内。

△《清平乐》剧照
关于《清平乐》与《清平乐令》
王教授说“不能用《清平乐令》来反证‘清平调’三字指词调本事”是对的，但说“《清平乐令》不是《清平乐》的别名，而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词调”，似有可商榷处。
一般来说，词从晚唐五代发展到宋代，体制格式变化很大。有同一调名内有小令亦有长调者，如《女冠子》，小令始于温庭筠，双调41字，上片五句两仄韵两平韵，下片四句两平韵；长调始于柳永，双调111字，上片十句六仄韵，下片十一句四仄韵，但都名《女冠子》。有的体式差别甚至更大，如《喜迁莺》，小令有韦庄、薛昭蕴、毛文锡、冯延巳体式，双调47字；长调有赵长卿、姜夔、史达祖、蔡伸、吴文英、蒋捷等体式。单就长调而言，赵长卿、史达祖、蔡伸、吴文英、蒋捷都是双调130字，句式、押韵有差异，姜夔体双调有150字，上片十一句六仄韵，下片十二句七仄韵，与同一词牌下其他长调字数差异很大。这样的例子还有，不赘举。
有调名虽同实际另撰新腔者，如《烛影摇红》，小令有王诜体，双调50字，上片五句两仄韵，下片五句三仄韵，调名即源于本词首句；另一体为毛滂体，双调48字，上片四句两仄韵，下片五句三仄韵。周邦彦增益为96字，上、下片各九句五仄韵，上片用毛滂词体，下片用王诜词体，只是下片二、三句较王词九字删去二字，实是二者体式的合成。
有调名不同体式相同者，如《山花子》，《乐府雅词》又名《摊破浣溪沙》，《高丽史·乐志》又名《感恩多令》，为双调48字，上片四句三平韵，下片四句两平韵。有词调名与后加“令”字的词调属同一调者，如《庆金枝》，《高丽史·乐志》名《庆金枝令》，为双调48字，上下片各四句三平韵；如《小重山》，双调58字，上下片各四句四平韵，姜夔名为《小重山令》，实际是同一体式。
而王先生所举的双调46字、上片句式为四五七六四仄韵，下片句式为六六六六三平韵的两首《清平乐》，只是这一词牌三种体式中的一种。另外还有两种体式，都是46字，一种体式为上片四句四仄韵、下片四句三仄韵，上下片都用仄韵；另一种体式是上片四句四仄韵、下片四句三平韵，但上片最后一个六字句破为两个三字句，是为折腰。据《花庵词选》，《清平乐》又名《清平乐令》，属于上述调名后加“令”而实际属同一词调者。而王教授所举的双调46字、上下片句式都为六六五六、各押三仄韵的《清平乐令》，据《钦定词谱》系于《江亭怨》调下，从句式、押韵上与《清平乐》不是完全没有关系，只不过这一体式的《清平乐令》只此一个格式，正如《钦定词谱》所言，“此首无他词可校”。这一体式的《清平乐令》可以说与《清平乐》其他三种体式差别较大，不视之为与《清平乐》有关系也是可以的，而视之为与《清平乐》有关又未尝不可。同一词牌下格式多样并差异不同者，这种现象在晚唐五代已经不少。比如《酒泉子》，在《花间集》中就有十八种体式，算上冯延巳三式、司空图一式，总共有二十二式，字数从40字到45字不等，句式、句数和押韵、句中平仄不尽相同。至于《河传》，有二十七种体式，字数从51字到61字不等，句式、句数、押韵、韵脚位置、每句中之平仄，其中的变化就更多了。虽然变化较大，但它们仍属同一词调。
以上所举三种体式的《清平乐》，本身又名《清平乐令》，而王教授举的例词是与《江亭怨》体式相同而与《清平乐》体式相差较大且无更多词例可以参考的《清平乐令》（帘卷曲阑独倚），所以沈教授说“‘清平乐’词牌又名‘清平乐令’”，这一点是没错的，二人所指的应该不是同一体式的《清平乐令》。单就《清平乐令》而言，“令”字也是自北宋词体繁荣发展后用以与慢、引、近等词调体制相区别而命名的，有的词牌后缀以“令”字和原词牌本身即指同一词牌，但这与“清平乐”中“乐”读“lè”没有任何关系。
以上所举二位教授大约都明了，只是撰文时没有涉及，特补充之。
作者简介

刘淑丽，女，山西怀仁人。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获文学博士学位。曾为中华书局编审，《文史知识》杂志社执行主编、编辑部主任，兼《月读》杂志编辑部主任。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，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隋唐五代文学、宋代文学和女性文学。发表论文三十余篇，主要著作有《先秦汉魏晋妇女观与文学中的女性》《花间词》《纳兰性德词评注》《仁义的修为——体味〈孟子〉》等。


图片：网络（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）
统筹：刘剑
制作：张嘉宝 冯轶群
协办：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